无锡纪事 | 刘桂秋:辅仁中学时期的钱锺书

一

1923年，十三岁的钱锺书与堂弟钱锺韩一起考入苏州桃坞中学。到1927年，北伐军占领江浙沪一带，，美国教会宣布停办学校，以示抗议，桃坞中学也停办了（不过停办一年之后又恢复了上课）。学校停办后，钱锺书和钱锺韩又一同转入了无锡辅仁中学。

辅仁中学不是正式的教会学校，而是无锡圣公会的中国会友唐纪云于1918年集资创办的私立学校。校名取义于《论语·颜渊篇》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德辅仁”，校训为“明道进德”。该校成立时，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出席开幕式，希望学生“Live to Learn，Learn to Live”（因生而学，因学而生）。学校因以此为英文校训。学校当时采用中西文分科排年级，上午为西文课，下午为中文课。西文课以英文为主，设英读本、英文法、英文学、英作文等多种科目，西文的数、理、化、外国史、中国地理都用英文课本（仿圣约翰大学附中的课本），教师亦用英语上课；中文课设作文、子书、古典诗词等课程。学校以学生实际水平编班，学生有余力可以提升，学力不及须下抑。

钱锺书和钱锺韩两人上辅仁，是在同一个班。据1928年印行的《私立辅仁中学校章程·学生姓名录》所载的“高中二年”的学生，有周起凤、钱一琦、郑粟瑾、钱锺韩、钱锺书、朱云翔、施毓良、季学敏、陆尧坤、马鸿皋、薛保康、陶炳元、尤炳臣、姚毓沩、王世勋、糜凤仪、薛炳蔚、罗福庭、陶鼐镇、朱葵生等，计共二十人。其中薛炳蔚是无锡礼社人，后来曾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为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的学科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高中三年”的学生中，有薛遐龄，也是礼社人，是现代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弟弟，以前曾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与钱锺书、钱锺韩是同级或同班生。

和读东林小学、桃坞中学时一样，钱锺书就读辅仁期间的国文成绩，仍然是冠绝同侪。当锺书、锺韩兄弟转入辅仁读高中时，另有一个学生叫张炤荪（又名乃蓥）也考入辅仁读初一，和钱锺书同在辅仁读书有两三年时光。很多年以后，张炤荪曾对自己的儿子回忆往事说：“我们辅仁中学当年有个十分厉害的学生，每过一段时间任课的国文老师就会在班上对同学们说，大家快去看看橱窗，钱锺书又有作文展出了。”又说：“老师十分推崇钱锺书的作文，曾对同学们说过，钱锺书的作文，我们学校的国文老师没有哪个改得动的。”[1]高二时，辅仁全校进行国文、英文、算术三门课的竞赛，结果钱锺书得了国文、英文两个全校第一，钱锺韩得了数学第一以及国文、英文两个全校第二，在校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若干年以后，辅仁中学的教员朱树卓曾说：“这个教室里先后出过两个好学生，一个钱锺书，一个朱南铣。”[2]这里提到的朱南铣，1932年入辅仁中学读书，后来成为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笔名一粟，撰有《红楼梦书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等著作。

民国十六年钱锺书进辅仁的时候，。据无锡国专当年的学生王绍曾回忆，，后受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邀请来国专讲课。一段时间内，，当晚到国专讲课两小时，星期六上午再讲两小时，当时在辅仁就读的钱锺书、钱锺韩兄弟，星期五的两节课，[3]。

，一方面是继续着他“家学渊源”的路数，在国学方面构筑着更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他时常往来于国专，也在感受着其中浓厚的人文气氛，并且与国专的一些师生如钱仲联、徐景铨等开始交识往来[4]。

二

钱锺书在辅仁中学读书的几年中，在文史方面的知识日益精进，功底日益扎实；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说：“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锺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锺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锺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5]

“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虽然杨绛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但这却实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方面，，从1910年到1916年，七年间有了四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而且在1924年的第二次江浙战争中，钱家与人合开的永盛典被乱军洗劫一空，欠下了一大笔债款，。，倦了就倒在躺椅里歇一歇，“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6]而钱锺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7]到了读辅仁的时期，他已经可以通过“代笔”的方式，替爹爹减轻一部分的负担。另一方面，就读辅仁时期的钱锺书，国学根底已逐渐趋于坚实深厚；他为父亲代写文章，也表明他在文史方面的颖异才华，犹如锥处囊中，已将是要脱颖而出了。

杨绛先生说的“由口授而代写”，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情形：，而由钱锺书笔书之。“代写”则是指钱锺书直接为父亲“捉刀”代笔。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形。据笔者的考索研究，在就读辅仁时期，，有确切依据可以证实的，至少有下面五篇：

一、《工商日报发刊词》。此文发表于1927年7月18日无锡《工商日报》创刊号。《工商日报》由时任无锡工商联合会总务主任的杨祖钰所创办，杨并自任经理。此报创刊之际，，因有此文。，文云：“彤云先生玄览：委撰贵报发刊辞，原约六时交卷，乃饭后连有客来，又旧业师见过，纵谈良久，直至四时半客尽。又以久谈伤气，胸腹痛，不能伏案，偃卧口占，命儿子锺书写如别纸，恐不可，幸祈裁正之。匆匆即颂  撰安。。，而由钱锺书笔录的。

二、《王氏家乘序》。此文写于1927年8月，文末云：“中华人民造国之十六年八月，，而命儿子锺书写之耑。”据此可知，这篇序文，、钱锺书笔书的。此文所载之《王氏家乘》，目录页题作《震泽王氏家乘》，纂修者为王同楼。书前有杨寿楣、薛翼运、（钱锺书代书）、华文川、许国凤、侯鸿鉴、刘赞南、周骏、金文翰、章钦亮、杨建纶等十一人所作的序，十一篇序文皆以作者手迹石印。这就使我们得以见到钱锺书当年就读辅仁时的手迹，而且这是我们现在所已见到的钱锺书较早的手书体文字。

三、《缪先生诔文》。此文刊于1927年10月30日无锡《工商日报》。当时无锡地方闻人缪斌之父缪建章辞世，，写了这篇诔文（九一八事变后，缪斌投靠日本侵略者，，当然，这已是后话了）。写此文后不久，，，刊于1928年1月7日的《新无锡》报上。信的后半段，有这样一段文字：“……又《缪先生诔文》，应酬之作，本不足道，然尚不落寻常蹊迳，即以印本拆下媵正，系儿子锺书涂鸦付印。此子今年十七，似尚有志于学问，《说文》部首，已临写过五遍，尚乞长者有以教之为幸。”据“以印本拆下媵正，系儿子锺书涂鸦付印”等语推知，这篇诔文也是由钱锺书手书的，而且后来缪家将其收入“永感录”之类的集子中时，当也是以手迹印行的，只是现在一时还未能找到这个集子。又，钱锺书在辅仁期间读书学习的状况，笔者等人搜寻多年，仍所获不多。正因此，，似尚有志于学问，《说文》部首，已临写过五遍”，虽仅片言只语，却也弥足珍贵。

四、《荣伯母毛太孺人世寿八十，殁二十六年矣。有二丈夫子焉：吉人、鄂生兄弟，皆予友也。颂盛德之形容，永孝思以不匮，长歌以答其意》。此诗分两次刊于1928年2月17、18日的《新无锡》报。是年初，无锡荣善昌（字吉人）、荣棣辉（字鄂生）兄弟（他们是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的族叔）为母亲毛氏八十冥寿，向亲朋好友征集“诔德之文”，。后来荣善昌编成《先妣徽音集》，此诗亦收入其中。，呼儿写奏颂无疆”，，则此诗亦明为钱锺书手书；但编入《先妣徽音集》时，已经过编者的过录，不复是钱锺书的原字了。

五、《复兴化李审言书》。此文刊于1929年9月23、24的《锡报》。在信的结尾部分，，不能握笔，所以“即呼儿子写怀”，也就是说，，而由钱锺书记录的。

以上五篇诗文，每篇都有非常清楚的线索或证据，，而由钱锺书笔书的。那么，这五篇作品中有没有钱锺书的直接代笔之作呢？依照笔者的推测，上引五篇文字中，至少有两篇可能是钱锺书的直接代笔之作。

一篇是《缪先生诔文》。前文提到，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曾说钱锺书进入辅仁就读后，“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在这段记载后面还有一段文字：“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锺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锺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8]钱锺书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据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只有这一篇，所以钱锺书“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很有可能就是这篇《缪先生诔文》。另外，，，说此文“系儿子锺书涂鸦付印”，并进而称说儿子“今年十七，似尚有志于学问”，这二者的口气也是很一致的。如果儿子仅仅是把自己的文字誊写了一遍，。

    另一篇是《荣伯母毛太孺人世寿八十，殁二十六年矣。有二丈夫子焉：吉人、鄂生兄弟，皆予友也。颂盛德之形容，永孝思以不匮，长歌以答其意》。在上引五篇作品中，只有这一篇是诗歌。钱锺书从很早起就雅好吟咏。在《槐聚诗存》的序中，钱锺书说自己童时即喜读《唐诗三百首》，后“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中学毕业，居然自信成章……”。而在这些少时诗作中，“代人捉刀，亦复时有”。就是在经过大量删削后的《槐聚诗存》中，还有一首作于1938年的五律《谢章行严先生书赠横披》，题后标为“代家君”。举这些例证是想说明，钱锺书为父亲“捉刀”写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再从作品本身看，此诗的主旨当然应该是题目中所标示的“颂盛德之形容，永孝思以不匮”；但在诗的后半段，诗人却忍不住旁枝逸出，横生议论。先是引述《韩非子·解老篇》对《老子》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解释，接着就俞樾《诸子平议》中的笺释进行了非议，并借此嘲笑那些经生说：“一字曲说道终晦，经生那能发其奥。纂诂经籍挟一册，自诩闳通笑绝倒。”正文犹且不足，再辅之以双行小注。不用说，这样的一种“给别人挑毛病”的咄咄逼人的口气，很像是钱锺书的口气。再看《管锥编》中，同样有论“道可道”诸句的文字：“按《韩非子·解老》解首二句略谓物之存亡死生、盛衰者，‘不可谓常’，常者，‘无悠易，无定理，是以不可道’”；接着对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解释予以否定，并说：“清代以来，治子部者，优于通训解诂，顾以为义理思辨之学得用文字之学尽了之，又视玄言，无异乎直说，蔽于所见，往往而有。”这一前一后相隔几十年的两处文字，其内容和观点也是非常接近的。[9]

三

除了为父亲“代笔”外，我们今天还能见到钱锺书于就读辅仁期间自署其名并正式发表或刊印的一些文字。

一篇是《先妣毛夫人行略》。题目中的“先妣”，是钱锺书的嗣母。钱锺书从小过继给大伯父钱基成，毛夫人即钱基成之妻。1929年3月21日，毛夫人去世，钱锺书乃衔哀写成此文，发表在《南通报·文艺副刊》十九号上（1929年5月2日）。文中概述了毛夫人的事略和“懿德”，特别是毛夫人和自己之间的母子深情：“（毛夫人）无子，以锺书为嗣。提撕自幼，比爱亲生，顾我复我，迄二十岁。锺书每离膝前，夫人翘思一室，居者之情，盖与行者共之。深恩侠肌，而今奚恃，危涕队心，云胡得已。锺书无知小弱，将母未能，每寻反本之思，弥切鲜民之恸。”写得哀婉感人。

《先妣毛夫人行略》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篇《〈复堂日记续录〉序》，这是钱锺书生平中的第一篇论学专文。

、叔叔钱基厚与另一位无锡人徐彦宽是同窗兼好友，当年同为无锡名塾师许国凤帐下的“师门三杰”。徐彦宽一生著述甚富，但在生前皆未及刊行。1930年8月2日，徐彦宽因病去世。第二年，，由唐文治、许国凤、、钱基厚等人共同捐资，徐彦宽所辑录的《念劬庐丛刻》始得以刊行。

《念劬庐丛刻》系徐彦宽生前“所钞辑清贤秘帙佳著”而成，计有：梁瓛《评书帖》一卷、朱洪章《从戎纪略》一卷、孙毓汶《退庵集杜诗》一卷、谭献《董子定本》一卷、谭献《复堂诗续》一卷、谭献《复堂日记补录》一卷、谭献《复堂日记续录》一卷、谭献《复堂喻子书》一卷。后五种都是近代著名文人、学者谭献的著作。谭献，字仲修，号复堂，晚号半厂，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擅于骈文、诗词创作，其诗之创作，在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被点为“地煞星出洞蛟童威”，又于词学致力尤深，曾选清人词为《箧中词》，编《复堂词录》，皆能度人金针，被誉为“近代词坛一大宗师”。谭献通文学、史学、经学、文字学、金石学、版本学、校雠学，校注了不少经籍子书。谭献生前曾刻有《半厂丛书》，然尚有许多未刊稿。后徐彦宽的姐姐嫁给谭献的次子，徐彦宽因得尽读谭献遗书，并为之董而理之，收入《念劬庐丛刻》。其中《复堂日记续录》由钱锺书作序，。钱锺书的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一篇专门讨论日记体作品的专论，序文的开头说：

简策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左右史记言动尚巳。及学者为之，见彼不舍，安此日富。《黄氏日钞》而下，亭林一《录》，最为玄箸。然参伍稽决，乃真积力充之所得；控名责实，札记为宜。未有详燕处道俗之私，兼提要钩玄之箸。本子夏日知之谊，比古史起居之注，如晚近世所谓日记者也，盖匪特独坐之娱，抑亦雅俗之所共适矣。

接着，文中对晚清以来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谭献五家日记的特点进行了比较，认为曾国藩的日记连篇累牍，语简不详，知人论世，未克众喻；翁同龢的才德不及曾国藩，愠于群小，蹙蹙靡骋，然久管枢要，为帝王师，四十年间，内廷之供奉，宫壸之禁约，所记自可“补会典所未备，拾国史之阙遗”；王闿运之作支晦无俚，多记博塞奸进之事，难以满足学人之望；李慈铭的日记故实纷罗，文词耀艳，且篇帙繁富，“日记之作，自来无此大观焉”，惟其为人，时时征逐酒色、奔走公卿，至以自累其书；谭献日记与前四家相比，篇幅不及之，却能情思婵媛，首尾自贯，固可以少胜多。除此之外，文中还就日记中所反映的谭、李两人为学的源流得失作了一番评述，文云：

……顾即同籀异，又有数端（凡所云云，均限《日记》）：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嬗崇郑、许，诃禁西京之学，以为不过供一二心思才知之士，自便空疏（见《日记》）；谭则以越人而颠倒于常州庄氏之门，谓可遥承贾、董，作《师儒表》，引冠绝学（见《日记》）。鄙陶子珍之流为经生孱守，欲以微言大义相讽喻（此谭致李书云云，见李《日记》）。此学问途径之大异者一也。谭既宗仰今文，而又信六经皆史之说，自有抵牾，拳拳奉《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艺之原（见《日记》）；李则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见《日记》），此学问径途之大异者二也。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参观《日记》）。谭书多褒少贬，微词申旨，未尝逸口（参观《日记》），虽或见理有殊，而此亦德宇广狭之大异者焉。至于文字虽同归雅令，而李则祈向齐梁，虑周藻密；谭则志尚魏晋，辞隐情繁，亦貌同心异之一端也。

此序未标明写作年月，但据笔者考证，应该不会晚于1929年，仍应算作是钱锺书写于“辅仁时期”的一篇作品[10]。整篇文章见解精熟老到，眼界高远浩博，属词典雅瑰丽，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之手。

[1]钮伟国：《钱锺书先生留在辅仁的佳话》，见辅仁中学《百年辅仁》微信公众号。

[2]朱锡勋：《红学家朱南铣》，《无锡文史资料》第26辑。

[3]王绍曾：《钱子泉先生讲学杂忆》，，第127页。

[4]详参刘桂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起。

[5]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47页。

[6]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14页。

[7]同上。

[8]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47页。

[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48页。

[10]，而笔者经过考证，认为此文不会晚于192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近年刊布的钱锺书致友人汪荣祖的信札片段，钱锺书自己说：“《复堂日记》序文，仅忆成于十九岁暑假中，方考取清华，尚未北游……”，明确此文写于在辅仁读书最后一年的暑假中，证实了笔者的判断，见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