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者到巫者——论贵州诗人西楚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质
作者：赵文超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苗族是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贵州苗族人口占到了全国苗族数量的一半，深邃悠远的民族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养育着一代代苗族作家诗人，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和担当。新世纪以来，贵州涌现并活跃着众多的苗族诗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西楚、末未、惠子、木郎、吴治由等。而西楚，是其中作品风格最为独特、民族性特征最为显著的一个，与另两位诗人赵卫峰、黑黑被并称为“贵州诗坛三剑客”，是中国70后诗人阵列中重要的一员。
纵观西楚的诗歌创作，大多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有对地域风物和民族的叙写，也有对传统和现代都市的对立式反思，对苗族文化的追寻、对民族精神的彰显，将民族性、现代性较好地兼容统一融入诗歌写作中，让自己远远区别于同时代的苗族诗人和其他民族诗人，以独特的抒情气质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担当，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
一、苗族语境，被施了魔法的语言
西楚用汉语写作，而他的母语是苗语，并且至今依然继续使用着。西楚的出生地在贵州松桃苗乡，从小在苗族文化的氛围中成长，上学后才接受汉语教育，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尽管离开了他生长的地方，离开了苗语语境，但回到家乡他与家人谈话交流，或和家里亲人通电话的时候，一直用苗语进行。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这一现象，他曾说：“我的成长期是在苗语语境中完成的，虽然现在已离开了出生地，但与亲人交谈、通话时，尽管我们都能说汉语，苗语一直是唯一的通用语言。这是一种习惯，也是潜意识里对一种语言的尊重。”[1]而在写作中，母语对他而言，已不仅仅是一种尊重，在这种苗语与汉语不断交错的特殊的语境下，他似乎掌握了语言的魔法。
在西楚早期的诗作中，就已有这样让人嫉妒的诗句：“安拉是一个人的安拉，红嘴唇的孩子/怀抱十二月梦游天下/怀中藏着火，藏着词语却不说出/可爱的安拉，把夜晚错当夜晚/把摇晃的红树林当作酒醉的故乡//……/泪水的鞭子抽在身上/而村庄喊出痛来，张嘴吐出黑黑的乌鸦”（西楚《安拉》），“大风斜斜地吹，一个人走在他的嘴唇边上/直到消失也没有说出一句话”（西楚《向上，或第一个词》），“摇晃的路途中走回溃散的队伍/我是期间最后的一个，被一支歌反复地击倒”（西楚《挽歌》）。
这样动人的句子，是母语赋予他的先天红利和后天对现代诗歌语言艺术精心研习的结果。一是苗语的语法，句式、语感都与汉语大相庭径，这种语言场域的交换而带来意外的惊喜；二是正如我们知道的，由于没有文字，苗族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口传的诗、歌来记事和表情达意，这必然要求语言在准确描述的基础上有动人的表达，才能让所述之事得到更好的传承、传播，西楚在苗语语言思维中继承了这样的基因并经多年的训练成为惯性；三是苗族语言是一种感性的语言，天生就自带情感的属性和色彩，无论是表达欢乐或悲伤，感知上都会先人一步达到，尽管这种语言思维在汉语写作中被“翻译”了一道，但由于作者掌握了较为纯熟的汉语写作技法，因此这种转场只像将同一张CD放进两台差不多的碟机那样，并没有更多过虑它的“音效”。四是丰富的想象力，在延展他诗意空间的同时，也对语言的表达起到了强烈的助推效果。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的空间较为边缘和封闭，较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少数民族的思维以直觉、感性为主，在文学艺术上，往往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诸如各种神话传说、古歌。正是如此，“怀抱十二月梦游天下”、“村庄张嘴吐出乌鸦”“走在嘴唇边上”、“摇晃的路途”，他所创造的这一类看似不可思议的语言组合，来到汉语里，化为诗歌语言，所构建的意象空间是如此新奇又不失诗性的合理。
他的语言风格是如此包含感情，动感十足。这样的句子在西楚的诗中随处可见，“像一瞬间钝掉的刀锋”（西楚《2007》），“他让黛帕达在午夜独自骑飞机回家”（西楚《妖精传》），“……这是不宜再见的道别/吐出一个词便万念俱灰”、“ ……一头无名的羊/在若干年后，被草地牵肠挂肚地想”（西楚《牧羊人之月》），这样的诗句，有如珍珠般在他的诗作中闪亮。著名70后诗人、诗歌评论家梦亦非说：“这样的句子是学不来的，它需要天生的才华，聪明如爱丽丝（注：梦亦非书中自称）者，好学如爱丽丝者，也学不来这样的句子”[2]。
二、意识觉醒，自觉的民族文化传承
如果说在西楚早期的作品中民族性只是随语言自然流露，那么到了中期，则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觉醒和不断深入，也恰恰把他的写作推向高峰期。《妖精传》、《给黛帕达的哀歌》、《枫木组歌》、《桃花七杀》、《红灯记》、《还乡记》、《奇婚记》、《幻听或骑虎者日记》、《葬礼上的三个唱段》、《荡绕果或小叙事曲》，这些他在2000年以后写作并发表的诗歌中，大多都以苗族文化为底色。而在诗歌表现形式上，都是分小节的中型诗和组诗，透露出他的构架欲望和表达野心。
这时候，牙果、布达、巴狄熊、黛帕达、荡绕果、格鲁格桑，这些具有民族符号性的词汇来到了他的诗中。根据西楚的注释，牙果是苗语里对祖母神的称谓，布达是对外祖父的称谓，巴狄熊是巫师、祭师，荡绕果是地名——他的出生地，格鲁格桑是一座城，黛帕达是指称汉族姑娘。这些词汇，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西楚诗歌的异域特征和神秘感。
对此，西楚说，这些苗语词汇，“它们不只是符号或标签。首先，我试图通过这些词语实现过去经验和当下生活、民族精神和现代文明的对接。其次，从语言的层面上来说，最初是因为这些词汇无法直接用汉语意译，或者翻译无法表达其本意，于是直接用音译，由此某种程度上给读者带来陌生和新鲜感，这只是一种意外的结果。”[1]
西楚的《枫木组歌》是笔者最偏爱的一组作品，“那一小段黑暗/拖着长尾巴。像极了/牙果绕过堂屋的轻轻叹息//……//所有的清晨都来得如此缓慢/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有牙果和我们在一起”（西楚《枫木组歌•牙果绕过堂屋》），“只能给你一座阴暗的谷仓/用来收藏/被时间亵渎的身体//只能给你一个月亮/而它太轻/像你给予的爱 /整年压在一堆灯草下面”（《枫木组歌•和巴狄熊对话》），语言干净，语气舒缓，语调安静，语境神秘，语意深邃。在此，我们似乎看到，西楚仿佛回到他的孩提时代，被他的 “牙果”轻轻牵着小手回到他苗族的世界里，尽管有“黑暗”，“牙果”会“轻轻叹息”，但她在时光里和“我们”永在。需要“谷仓”，尽管阴暗；需要“爱”，尽管“压在灯草下面”，这看似平静的叙写，实是对回归的渴盼，是对根（祖母神）的寻找，对庇佑（祖母神、巫师）的寻找，这是一种对民族精神、文明失落的深深的忧患意识的显露。
前者是一种冷静中的沉重、忧虑，而接下来在《妖精转》，那些诗句则如沉痛的呼喊。“格鲁格桑，在地图上它是致命的，它模糊/而内心尖锐，它宽容/而爱情像飞一样飘忽不定/在所有的晚宴中，将沿袭一贯的灰色礼服/餐刀失去自己的光泽/照不亮黛帕达，和她充满传奇的一生”（西楚《妖精传•有关黛帕达的造访》），“假如让我在雨水充足的陕西路停留半日/我会说：哦，格鲁格桑/这大地的裂痕，这消耗激情的园子”（西楚《妖精传•我之书》），“而遥远的荡饶果，依然有舞蹈/和一日接一日的颂唱，依然有上古的生灵/坚守着那一点点稀薄的阳光。尽管它被一次次/穿越，一次次被风远远吹送”（西楚《妖精传•死之书》），在这首诗中，地图、晚宴、礼服、餐刀、陕西路这些现代化、城市化图景，和上古的荡绕果形成了意象及感情上的强烈冲突，激动的抒情表达中，可以想象一个苗族青年知识分子，置身现代都市中面对物化世界、强势的异族文明，与此同时，自身民族的文明却逐日 “稀薄”，无力，他只能感叹，只有无奈，和无望的坚守，乃至于言说中对他所在的这座城市，都用“格鲁格桑”指称而不用其汉名“贵阳”。在《还乡记》中，他则这样写道：“随手剥开棕树叶，那被层层包裹的柔软心脏 /还在起舞——/ 遗憾的是，黄昏来得太快，我们的城转眼间就没有了影子”。他这样发问：“钟表匠人打算回家去,时间/哗哗地流，北半球/属于我的这一半,还属于什么人？ ”（西楚《北半球》），他对精神故乡的寻找，和不断的发问，让人深思：如此时代，灵魂何处安放？
这是一种严重消耗生命乃至灵魂的写作，此后，或是因为透支太多，或是感到困惑，西楚停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6年接近年底时，他带着“伪巫辞”系列诗稿复出，再次点亮了人们的目光。“伪巫辞”的构架是一部“大”诗，包括十二个篇章，每个篇章是一首中型诗或一个组诗，以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对苗族历史、文化、巫术、精神，苗族人的生命、死亡、世界观、信仰等进行了一次重构，表现出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
三、母语光辉，在诗歌中的闪耀
西楚闪耀着母语光辉的写作，超越了文字和技巧，他诗歌作品独特的抒情气质和对民族性的良好把握，实现了从一名歌者对巫者的嬗变，使他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苗族学者、评论家龙建刚说“西楚的诗歌在中国诗坛上展现巫一般的神奇与惊艳”[3]。诗人、评论家梦亦非说“……就算西楚不再写作，他也仍然是70后诗人中重要的一个，且是最有才华的一个。”[2]作家、诗人王蔚桦说：“……从诗本身来讲，西楚几乎可以说是当下贵州诗歌界中诗才最好的诗人之一。”[4]诗人、评论家黑黑说：“一向认为西楚的诗才令人赞叹。那种奇幻中充盈的秀美，斑斓中饱满的明净，显然只能出产于南方，只能出产于神秘的苗峒。那只能是天生诗性。"[5]
在每一个作家、诗人的成长史和写作史中，发展进行到一定的阶段，都会自觉地去寻找、建立自己的创作资源体系，有如属于写作者自己的一座矿床，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于坚和雷平阳的云南，郑小琼的工厂，都让他们写出了无愧时代的经典作品。
西楚的矿床则是他的苗乡，乃至缩小到那个叫荡绕果的苗寨。通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资源体系的建立过程。当他偶然将民族文化引入诗中并获得惊喜，当这种元素的集中达到一定量后，让他猛然发现，自己的创作资源和精神背景正在民族和地域上，于是，民族意识在他的写作中，便从自然的生发变成自觉的发掘。 可以这么说，“荡绕果”，它的所指是诗人的出生地，而在它的能指中则已泛化，这个名字已不是一个具体的村寨，这是他选择、忠于的精神之乡。对西楚来说，选择“荡绕果”是一种潜在的还乡路径，是责任驱使和担当，同时，“荡绕果”对他也是一种资源和精神支撑。
写自己的民族、写自己熟悉的那一片地域，是一条寻找和挖掘矿床之路。但当下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容易满足于照相机式地复印民族风情和对乡土的礼赞式歌唱，而缺失了民族、地域与世界、时代的联系，生命意识以及忧患意识。西楚的诗歌写作，已跨越了这到藩篱，对于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创作来说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我们相信，作为使用汉语写作的苗族诗人，西楚们的努力，将会让其民族独特的文化得到认可、尊重和传承，不仅对于文学，对于民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为充实和丰富中华文学这座大厦作出应有的贡献，让民族的光辉在时间的长河中持久闪耀。
参考文献：
[1]. 张思源，西楚.我只有讲述它才能得到安慰——西楚访谈[J]山花2011,（20）:97-101.
[2]. 梦亦非.爱丽丝梦游70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65-66.
[3]. 龙建刚.前言：我们是谁？[A].完班代摆.静静的松桃河：诗歌卷[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9.
[4]. 赵卫峰，西楚，黑黑.过程：看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7.
[5]. 黑黑.一个旁观者的自言自语[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15.
本文系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贵州诗歌艺术研究”,课题负责人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同林。原载《文存阅刊》。
西楚：本名田峰，苗族，1976年生于贵州松桃。20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作品刊发于《山花》文学月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中国诗人》等，作品入选诗刊社《中国当代诗库》、《中国70后诗歌档案》、《中国当代汉诗年鉴》等选本，出版诗集《过程•看见》（三人集），被称为“贵州诗坛三剑客”之一。现居贵阳，贵州新媒中心总编辑，贵州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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