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长诗是我国口头传统中极富活力的一种艺术形态，它不仅有古老的传承史，而且有效融合了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和官方叙事多元体裁的叙事传统，还是中华文化一统性实现的重要路径。这些已在民间吟唱数百上千年的叙事长诗，仍在当代生活中发挥现实影响的民间文学经典之作，其传承格局与文化功能，构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化的整体版图上，如何理解它们所隐含的真实意义与文化价值？这一命题，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叙事长诗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切近当代社会现实的重要途径与基本方法，也是当代社会生活充满人生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掘：多民族民间叙事诗篇的展开
20 世纪50 年代，湖北崇阳发现两部叙事长诗《崇阳双合莲》与《钟九闹漕》，因其为汉族少见的叙事长诗而闻名学界。20 世纪80 年代，湖北神农架地区采录、整理叙事长诗《黑暗传》，以汉族神话史诗之名而引起海内外的学者关注。此后的三十年，湖北地区陆续发掘、记录、出版或刊印 160 余部叙事长诗，展示出湖北地区多民族、多区域、多仪式的活态传承风貌。如此大规模的民间叙事长诗呈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生态现象，成为湖北民间文学新时期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
在湖北民间叙事长诗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传承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历史转型及处境非常艰难。传承主体的穷困生存及走出困境的探索是我们面对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的基本现实，这事实上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是民间的、传统的，正处于这个时代冲击最剧烈的底部，其存在岌岌可危。
在社会转型视野下，文化传承人是这一时期的传承主体，以数量与代表者为标准主要可分为个体型和群体型两类。个体型传承主体，是指那些数量相对较少、较易明确认定其代表者的传承主体，如知识类、技艺类项目，传统音乐与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都属此类，它们的传承主体较少，且较明确。群体型传承主体，是指那些数量宏大、不易明确认定其代表者的传承主体，如实践活动类项目，像民俗节日、庙会、人生仪礼等，皆属此类。
个体型传承主体在转型时代所遇到的困境远远大于群体型传承主体。在走出困境的探索中，传承主题则主要通过市场化参与和政府为主的保护机制的半市场化拓展。
接受主体的现代突围及其失语，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内在矛盾。传统社会中，传承主体与接受主体同位，而转型时期，传承主体与接受主体逐渐分离。正是这种源自世界文化整体转型的中国文化现代变革，也就必然导致以农业文明及其核心价值观念为内容的湖北民间叙事长诗的深层危机。危机的处理，短时期内几乎没有良策，唯有坚持在法律机制的保护下，整合地方文化精英、地方文化整理者和学者等多种力量，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从静态保护和动态传承的有效关联中，逐渐实现传承人的代际承续。
研究：中华文化一统性功能的呈现
以湖北地区的文化空间结构为着眼点来考察叙事长诗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态与演变逻辑，并在此背景下讨论文化语境对其产生、发展所形成的多重影响，尤其对叙事长诗传承人——歌师养成的深刻影响，可见叙事长诗与史诗、神话具有相近的品格，即它首先作为一种文化体裁而存在。因为，它不仅需要文化传统的渊源和培育，而且一直生长在民俗文化生活之中，经由仪式化的演述与日常性的传承而延续、扩展，表象上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文学体裁，深层次的归属则是涵盖信仰、行为、制度、语言甚至物质在内的一种文化体裁。
其次，湖北民间叙事长诗普遍存在的文化生态与文化制度的传承语境，使其具备了浓郁的地
域文化特色。由于湖北所在的文化区域处于多元文化交汇的“九省通衢”之地，加之自然类型的多样性，西北部以高原、山地为主，中部为土地肥沃的江汉平原，东南部以山地、丘陵为主，多元文化融汇而积淀在半封闭的自然空间之中。相对而言，东西部封闭自足、形态稳定的演述语境传承了较多的叙事长诗，中部畅通无碍的江汉平原成了这一文化区域内有效交流的枢纽，从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空间中，以丧仪为其传承的文化生态基石，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湖北叙事长诗传承的“杠铃结构”。这一结构直至今日，仍以活态传承的方式，鲜明地展示出地域文化传承人的价值坚守。
近十年来，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普遍推进，以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制度，得以以国家法律的方式呈现出来，地方政府则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助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集，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底层世界及其文化传统的价值重构。
细致分析湖北叙事长诗的文本内涵，其文本类型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互动生成的传承形态，主要有三大类型：仪式歌（以丧鼓歌与哭嫁歌为主）；生活歌（以劳动歌与情歌为主）；历史歌（以正史歌与野史传说歌为主）。湖北西部地区以仪式歌和历史歌为基本类型，中东部地区以生活歌和历史歌为主要类型。从文化类型之交汇、融合影响的情况来看，叙事长诗的题材与中国通俗文学（历史演义与话本小说）、其他民间艺术（善书、宝卷、黄梅戏）题材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交互关系。
历史叙述与现实表演的交汇，既可以理解为历史叙述对现实表演意蕴的深化，也可以阐释为日常生活延续历史的重要途径。最终我们由此阐述湖北民间叙事长诗的文化功能，即展演历史的功能、重塑价值的功能、整合社会的功能。
拓展：中华文化一统性存在的深刻关联
宏观上，“民间叙事传统与中华文化一统性存在深刻关联”的文化史命题，可以从民间叙事长诗的角度进入，探讨中华文化生成、发展和演变迄今未被揭示的内在规律。民间叙事传统与它的文化生态有关，就具体的叙事类型而言，大致可以列出三组关系：礼俗传统与仪式叙事、经典影响与历史叙事、生活图景与成长叙事。这些叙事类型所显示的文化渊源关系，表明了叙事形态的丰富性与文化生成的复杂性。
尽管叙事传统类型有异，然而，从其所表达的主题与文化内涵来看，叙述文化的起源与流变、讲唱历史英雄与重大事件、吟诵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智慧等，几乎在所有的中国民间叙事类型中都得到集中表达。它们与其文化空间和文化主体互渗，在恒久的历史变迁中延续着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共性品格。多样性的、色彩不一的乡土文化，在庞大的文化中国语境中，真正为中华文化一统性的底层实现逐渐形成文化叙事的相同主题。坚实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融汇的叙事基础，由民间叙事传统系统而深刻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一内在规律，每当我们身临其境去聆听民间叙事长诗的演述内容的时候，心灵就会不由自主地与其传统紧紧依偎，无论识字与否，无论阶层如何，历史的沧桑与召唤、生活的艰辛与补偿、情感的浓烈与深邃、群体的崇拜与荣耀，在凄美忧怨和追求理想的慷慨淋漓的声息中，升华、凝练了。
湖北民间叙事长诗作为一种上承古老神话和民族史诗、下继生活故事与历史演义的宏大文化体裁，默默地流淌在真实而深邃的民间生活之中，丰瞻饱满的文化内容，记载着中华文化一统性如何从高远的官方庙堂、精致的文人思想浸润给广袤的民间田野的历史密码，而学术界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进来。
（本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文章推荐：王军林 |伊犁师范学院
图文编辑：梁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作者简介：杨利慧，女，新疆阜康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神话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